[图文]匪夷所思的谢泳《新解》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过去以发掘学人旧事著称，近年来则致力于笺解陈寅恪诗。

      读过几篇就知道，谢泳笺陈诗的方法是这样的：先看某首陈诗的写作时间，再查阅同一时间段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件发生，然后就可以论定陈诗与某事有关。

      这种方法的讨巧处在于，世间万事万物固然纷纭，然而如果非要在它们之间找出一星半点相关性不可，却也不难。

      不能不说这种笺释方法非常大胆。但是否行得通呢？

      且举最近上海书评所发谢泳《新解》（澎湃新闻2022年4月9日发布）一文为例。

 陈寅恪诗集

      陈寅恪写于1956年的《从化温泉口号二首》全诗如下：

      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陈氏自注：医言患心脏病者不宜浴此泉）

      曹溪一酌七年迟（“迟”字，谢泳引用作“休”），冷暖随人腹里知。未解西江流不尽，漫夸大口马禅师。（陈氏自注：余日饮温泉水一盏）

      我以为，按字面之意，这两首诗就是陈寅恪浴温泉后的一时游戏之作。第一首因为心脏病不宜温泉，所以陈和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开了个玩笑，将其比为“西施”而自居为“东施”。陈寅恪之妻唐筼一生体弱，生长女时因心肌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殒命，这在多部陈寅恪的传记资料中都有记载。第二首则是自嘲。禅师马祖曾言“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作者借此话头说自己每天饮温泉水一盏，徒然以马祖自夸，却殊不知西江水是流不尽的。

陈寅恪与家人合影

      但众所周知，中国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传统，字面之外往往有深意存焉。

      在谢泳之前，胡文辉等人解释这两首诗，最多敢猜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谢泳的新解则大进了一步，指实为具体的人和事，认为是指章士钊赴港之行。

      谢泳的主要论据和论证如下：就在陈寅恪浴温泉并作诗的同一年，章士钊曾奉命赴港，为两岸和平奔走，途经广州时曾去过从化温泉，也曾写过一首诗；章诗有“独为凝脂谋”的诗句，而陈诗说“待洗倾城白玉脂”，所以谢泳“推测陈寅恪应当知道此诗”，进而认定，陈诗暗示了章士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云云，则是陈寅恪对两岸关系的判断。

      新解石破天惊，可惜论据非常薄弱，论证则近于荒谬。

      先看时间。如果陈诗系因章士钊赴港而发，必然是章浴温泉和赋诗之后。

      谢文中说：“章士钊香港行在1956年3月”。其实这年春天，章士钊是否真有赴港之行，并无定论，为章士钊编年谱的朱铭即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在查阅了金毓黻、许宝蘅、顾颉刚等人日记之后发现，这一年3至5月，章士钊都有在京的记录（参见2013年《三联生活周刊》所刊《是谁将《论再生缘》带出海外？》一文）。

      现在对此姑且不论，先认可章士钊在1956年3月的确有过香港之行。但陈诗写在什么时间？胡文辉认为是1956年2月，依据是当时陶铸曾邀广州部分教师到从化温泉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陈寅恪夫妇出席。

      胡文辉所举的这条论据无法否定，那么2月的陈寅恪怎么会未卜先知地为之后的章士钊之行而赋诗？

      为了自圆其说，谢泳的解释是：“在不确定具体月日的情况下，期间有几个月的时差，推测陈诗作于陈章会面后，应在合情合理范围。”意思是虽然陈寅恪浴温泉是在1956年2月，但不代表这两首诗一定是2月所作。

      这种推测真的合情合理？谢泳很可能忽略了旧体诗的一个基本常识。

      陈诗标题曰“口号”。何谓口号？古人又称为“口占”，表示诗人因事生感、随口吟诵，所以口占体都是临时起兴之作。

      既然这两首诗名为“口号”，那么就一定是陈寅恪2月浴温泉时的一时兴起之作。

      再来审视谢泳从章、陈诗中找到的唯一“内证”，看章诗的“凝脂”和陈诗的“白玉脂”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

      泡温泉想到杨贵妃想到白居易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于中国文人岂不是非常自然的联想？难道陈用“白玉脂”还一定是因为其事先看到了章诗？另外，章士钊诗云“独为凝脂谋”，这是在抨击旧时代温泉只能为贵妃等显贵所享受，而按谢泳所释，陈在看过章诗之后，有意用“白玉脂”一词来暗示章的特殊身份，考虑到二人交好且互有唱酬，这怎么可能？

      章士钊自书诗作之一

      “诗无达诂”，没错，但是不代表没有束缚。写旧诗的人必须遵循那一套成熟的句法、章法等规矩，解诗者当然可以发挥奇思妙想，但也一定要在那一套“规矩”之内。

陈的第二首诗，先说“曹溪一酌七年迟，冷暖随人腹里知”，这分明是写自己在广州生活已有七年，那么后面两句“未解西江流不尽，漫夸大口马禅师”可解为一般的生活自嘲，也可能借自嘲的形式暗含了作者对时政的某种观感。但无论哪一种，“未解”“漫夸”的主语都是作者自己，而不会是另一人。

      在一首绝句里，前面两句写自己，后面两句固然可以跳跃到他人他事身上，但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要么字面上有过渡，要么意思上有一定关联。而这首诗里显然缺乏这一条件。

      陈寅恪的这两首诗究竟有无字面之外的深意，深意为何，平心而论，除非召作者本人而问之，没法得到确解。可见在谢泳之前的胡文辉等人同样有猜谜的嫌疑。然而由于是比较宽泛的阐释，也许猜错，但毕竟还有猜对的可能。

      而谢泳所谓“新解”猜对的概率又有多少？坦率地说，如果谢泳的这一套笺诗方法能够成立，整个中国诗歌史恐怕都要彻底改写了。

      打个比方：某年某月，苏轼居家饮酒乐甚，欣然赋诗一首，但后来解诗者查了皇帝实录，发现相近时间段皇帝也曾饮酒，遂认定苏轼此诗实际是在影射皇帝纵酒荒淫。问其依据，则理直气壮答曰：两件事中不都有酒嘛！如此解诗，岂非笑谈？

（本文原题《 匪夷所思的“新解”——谢泳《新解》商榷》，作者黄三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