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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欧洲开始 | 《诗的见证》节选
 更新时间:2017-3-8 15:42:14  点击数:293

波兰(图源于网络)

关于诗歌的博学论著多不胜数,并且拥有比诗歌本身更多的读者,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这不是好兆头,即使这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出类拔萃,他们充满热忱地融会了当今在大学里广受尊敬的各门学科。一个想与那些饱学之士竞争的诗人,将不得不假装他拥有的自知之明比诗人被允许的更多。坦白说,我一生都被某个守护神控制着,那些由他口授的诗是如何产生的,我并不是太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授斯拉夫文学多年,都一直仅限于讲授文学史,而力图避免谈论诗学。

然而,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安慰,并且我觉得也成为我担任哈佛诗歌教授的正当理由。我心里想到的,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对它的忠诚。二十世纪也许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变和多面,它会根据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它而变化,也包括从地理角度。我那个欧洲角落,因发生了只有剧烈的地震才能比拟的不寻常和毁灭性事件,而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结果,我们这类从那些地区来的人,对诗歌的评价与我的大多数听众稍微不同,因为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把此书称为“诗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我们对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经意的,甚至是违背我们本意的。(它不是通过书籍发生的,尽管历史经验确实改变我们的阅读。)我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感到大写的历史以毁灭之火从天而降的形式、外国军队侵略的形式和城市变成废墟的形式带来的直接压力。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树,它们记得我那些异教的祖先。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接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我恰好生长于罗马与拜占庭的分界线上。我们不免要问,今天乞灵于这些古老、仅剩象征意义的力量,是否可能呢?然而,这个划分已持续几个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领域与东方基督教的领域之间勾勒出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并非总是在地图上。在几个世纪中,欧洲保留这个古老的划分,并遵循平行轴心的法则。一个是西方轴心,它从意大利向北延伸;一个是东方轴心,它从拜占庭向北延伸。在分界线的我们这边,一切都来自罗马:作为教会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拉丁语、中世纪的神学争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诸诗人的楷模的拉丁语诗歌、巴罗克风格的白色教堂。此外,文学艺术的崇拜者们也是把他们的热望投向南方,投向意大利。现在,当我试图较理智地谈论诗歌时,这些东西绝不是抽象的考虑。如果我的一个主题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运,以及当诗歌开始获得取代宗教的特点时诗歌的命运,那恰恰是因为我在高级中学时曾多年研读厚厚的课本中的罗马教会历史和各种教义,这些课本自此以后已经哪里都没人使用了;我怀疑,即使是在大学研究班,如此详尽的课本是否还有人使用。另外,既是我着迷又是我讨厌的古典主义,其源头也包括贺拉斯、维吉尔和奥维德,他们是我在班上研读和翻译的作者。在我有生之年,拉丁语已从礼拜仪式和中学课程中消失,这是南北轴心逐渐削弱的结果。然而,现在就把罗马和拜占庭贬谪为无可挽回的过去,仍为时过早,因为它们的遗产还在以新的、常常是难以定义的形式出现。

不用说,我很早就感到来自东方的某种威胁,当然不是来自东方基督教,而是来自东方基督教失败的结果。南北轴心的法则不仅在野蛮民族被罗马改变信仰上发生作用,而且在那些从拜占庭获取宗教的辽阔领土上发生作用:是获取宗教,而不是获取教会的语言。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如果选择希腊语,则希腊语可能成为东方的通用语,如同拉丁语是西方的通用语。俄罗斯因此而长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迟来地发现各种西方观念,并赋予它们丑怪的形状。在波兰,由于在一九二〇年打赢了与革命的俄罗斯的战争,并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成功地保持其独立,因此波兰对危险的感觉太明显了,根本不需要深入研究其历史原因。然而,我自童年起对俄语的了解,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一些非西方因素的了解,逐渐使我省思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及其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第三罗马(而这个事实并非没有其后果)。因此,我对我将在这里常常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响。

南北轴心。十六世纪波兰诗人的语言,如同天主教和新教那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圣经的语言一样,与今天波兰语接近的程度,要比《仙后》《仙后》为英国诗人斯潘塞十六世纪末的诗作。与今天英语接近的程度更高。或者可以说,在音调和感受力方面更接近。这意味着今天一位波兰诗人在诗歌技艺上与其先辈们有一种较密切的关系,并能够对十六世纪语言感到亲近。但是,十六世纪诗人中最著名的扬·科哈诺夫斯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波兰诗人。是一位双语诗人;他有很多诗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他很多波兰语诗则只是改写自贺拉斯。因此,一位波兰诗人会一再被提醒那个本行老问题:今天如何对待古典主义?

南北轴心这个概念,我希望已说得够清楚了。另一个概念,西东轴心,也许较新奇,尽管对于譬如《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来说并不如此,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些受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都快活地用法语交谈。在十八世纪,法语成为继拉丁语之后欧洲第二大通用语,而这一回俄罗斯被包括在这通用语的范围内。在外省的东欧和中欧诸首都,一个关于世界首都巴黎的神话诞生了。虔诚天主教徒的眼光,也许依然转向天主教会的首都罗马。但是开明人士、世俗人士、时髦追赶者则全都想知道巴黎知识沙龙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法国相继出口其哲学家、革命、拿破仑领导下的战争,然后是小说,最后是诗歌和绘画的一场革命:象征主义、立体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现在所有这一切似乎是一个已经结束或接近于结束的时期,因为,正如拉丁语从教会和学校消失一样,认为法语是值得学习的欧洲青年人已愈来愈少,哪怕是为了充绅士派头而学习。然而,要了解很多欧洲国家的现代诗歌,我们必不可少地要知道两件熔成一体的金属——一件是土产的,一件是从巴黎进口的。

欧洲文学地图在向西方展示自己时,直到最近之前都包含大量空白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拥有明确地位,但伊比利亚半岛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荷兰、比利时和北欧是模糊的;德国以东那片空白,则可能会轻易被标上“狮子出没地”,这个野兽王国包括诸如布拉格(因为卡夫卡而不时被提到)、华沙、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要再进一步向东,莫斯科才出现在地图上。留在文化精英们脑中的印象,无疑也会产生重大政治意义,因为他们影响着统治集团的决策——难怪那些签署雅尔塔协议的政治家可以如此轻易地把这些空白区的一亿个欧洲人当作一笔亏损勾销掉。也许就是在那时,西东轴心才出现明确的断裂,而习惯于在思想中和著作中以他们超越维斯杜拉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的普遍性而受称赞的巴黎知识分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地方主义的樊笼里。他们开始从大西洋彼岸寻找某些补偿,然而他们繁复的风格和思想在那里找不到多少追随者,哪怕在大学里。

在我青年时代,诗歌的学徒们如果是来自地图上的空白点,就得到巴黎接受短期或较长期的训练。我本人正是如此,尤其是受到家族中某个先例的加强,因为我有一位亲戚,我的远房堂兄奥斯卡·米沃什,在法国长大,并且是一位法语诗人。我年轻时抵达巴黎,后来我有很多机会惊讶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剧变和发生在我那个位于德国以东的地理区域的剧变,8

与“花都”生活中的完美稳定性和延续性之间的对比。半个世纪后,我写了一首关于这个题材的诗,这首诗比我的散文更好地解释了我刚才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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